一方面，这一次债务普查尽管覆盖了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债务，但并没有包括诸如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社保账户资金缺口之类的或有债务。

宏观调控本来是短期工具，不能常态化，如果常态化就会造成宏观政策取代市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2）它要求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

3. 市场决定的有为政府 市场决定不是不要发挥政府作用，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在现代制度文明中把大乱化解于小乱之中，避免社会出现局部性甚至全局性动乱，以形成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尽快释放社会资本的活力。第二，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

就是说，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解决利益失衡，要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法治中国建设首要任务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由于地方间横向竞争，地方政府又必须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发展。

在用公共收益权设租寻租、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私利、用助商的管理服务换取灰色收入和官员家庭直接经商等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中，危害最大者当是官员家庭直接经商。但是，企业超常投资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再比如选择性开放行业准入、增加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入竞争形成压力。总之，现代政府必然是相当规模的正规组织。

还有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总裁团队的职业化与市场化等等。三是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了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

真正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理性地认识现行体制和常规市场经济两者各自的利弊，持续进行自主的体制创新。但是，二者皆非国企之过。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环保标准的残缺、偏低、滞后，执行过程不力，罚款代替治理。本人研究揭示，中国经济三十四年高达9.8%左右的年均增长中， 大约7%来自市场经济常规经济增长，其余2.5%则源自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超常增长。

但是，考虑到中国两千多年官本位的传统及人情社会的历史背景，腐败问题很难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的运动被解决。简言之，除了公共服务型的收支，中国又有建设发展方面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就上述解决过剩产能的大问题而言，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抓住全球化契机，克服重重障碍果断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才能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所提供的国际超级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超常投资与增长创造了额外市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近二十年中持续高位运行，缔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可见，地方政府的发展谋划协调不仅没有抑制市场活力，而是提升了企业的市场行动能力，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的良性互动。

因而部门官僚主义也就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些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泛滥。而企业投产后形成的增值税、所得税、个税等直接财政收入，加上就业增加和商务关联活动的扩展及其对地方商业、服务、房地产的推动等间接效果，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补贴，成为对企业未来收益分享权的某种投资。

寄希望于西方式宪政改革无助于事，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巨型国家中，西式宪政的党派竞争极易酿成狭隘利益集团的泛滥和僵持。故中国廉政建设的出路在于政府再造，通过实事求是的持续自主创新，逐步打造切实有效的中国式廉政管理制度。其实，如果和现实中西方大国的政府比较，中国政府规模是否过大？虽然媒体言论对此不容置疑，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中国公务员相对规模显著小于国际平均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过，自2007年由劳动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实已经在改善当中，说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能力。而造成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尤其是产业装备水平的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国家级的战略领导和管理部门。

就垄断经营而言，同样是经济规律使然。但是也应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国家战略目标，从翻两番、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明确性、坚定性与连续性有目共睹，这些战略目标的落实与实现程度更令世人震惊，可以说已经超越世界上任何政体形式的任何国家。

故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完全通过进一步市场化。相反，廉政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则是依靠自主的制度创新，建设起适合本国国情的反腐体制。

横向比较，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为此，中国逐渐建立了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相结合的国家发展管理职能，比如打造长期发展战略愿景，制定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实施短期宏观调控、市场干预与渐进改革等等。

目前，普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非常必要。针对市场正常运行要求，安全、环保、公平秩序等各类监管性行政部门应运而生。这是中国项目投资的审批效率大大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降低广义交易费用，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中企业界的超强投资驱动力。

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上述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体系形式上是财政优惠补贴，但却产生出未来收入流或生产性资产。

既然是寡头竞争，行业利润自然高于自然竞争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较高的垄断利润归谁所有？如果通过健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那么资本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依托。这标志着中国的国家经济职能大大超越了西方过去的守夜人和被动式宏观调控者的角色定位。

从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由改革初期的0.317升高到目前的0.474，虽然并不高于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大国，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应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将基尼系数降低到发达的中等规模经济体的水平。中国由于地方分权，将地方领导人转变为自主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成了企业家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伙伴。

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体系的运转失灵。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日本从1980到2010年的此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但中国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国家领导层必须为长期经济发展负责。

而目前这些问题持续存在，根源不在市场规管本身，而在于市场规管失灵。二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

现代市场秩序的维护，需要环保、安全、质量、资源、城管、网管乃至新闻等诸多方面的规制与监管机构。其积极作用包括：1、通过地价/税收优惠及投资引导与补贴等招商、助商方式，构建了某种投资激励体系，直接降低企业资本形成所必需的创业投资规模，进而引致企业边际投资效率提高。

显然，中国发展奇迹既非依靠压低消费，也非粗放低效。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通过创造未来收益，具备了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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